作为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科技产业示范区，杨凌承受着太多的使命。然而由于生存空间有限，它能够走多远？它创造的新模式能否开出一片新天地？
　　本报今日特转载以“理性、建设性”为独特新闻视角的《经济观察报》记者刘乾坤近日踏访杨凌的一篇报道，但愿能帮助负重前行中的杨凌，走向升腾。

　　杨凌地处八百里秦川的腹地，而八百里秦川则孕育了秦汉隋唐等一个又一个“大帝国”，至今仍是陕西乃至西北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杨凌作为陕西乃至国家的一个特殊的区域，其管辖面积名义上是94平方公里，但事实上只有22平方公里。
　　杨凌虽然拥有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农研水平，但它素来养在深闺，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建区只有短短四年、面积仅90余平方公里，杨凌示范区凭借什么样的机制或体制优势来支撑区内企业的大发展？
　　记者在实地采访、考察之后发现，杨凌虽然有优越的技术、人才和政策支持，也创造了小政府高效率、“企业＋农户＋科技”的新模式，但是相对于庞大得无法估量的市场需求来说，它还是显得过于单薄了，高技术和低水平之间的桥梁仍然没有很好地搭建起来，而这又势必加剧两者之间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由于不能很好地解决在新旧体制夹缝中的体制创新问题，杨凌的未来仍然飘渺不定。
　　杨凌印象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高层管理者大多回西安的家里过周末去了，值班的市场部经理赵秦川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因为是星期六，杨凌中富生物工程公司显得有些冷清。
　　“人气差了点儿”，赵秦川这样总结在示范区的感受。中富集团是一个横跨高科技农业、计算机、内外贸、核技术产品的大型企业集团，第一个入住示范区，就是看中它的发展前景。特别优惠的政策、国家级的示范区，这些无疑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期待着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发展时期，赵想象应该是新的深圳速度。四年过去了，变化很大，但与期望的大杨凌还是相去甚远。
　　杨凌人气最旺的地方无疑是隐藏在小城深处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美宁静的校园绝不亚于国内任何一个知名学府，然而校园周围却不见多少网吧、书屋，更不用说咖啡屋了，一条小吃街倒是热闹非凡。
　　来自湖北的杨博士是学生物的，当问及学成后的打算，杨迟疑了一会儿说，杨凌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许多方面的科研水平都具有国内乃至国际先进水平，比较突出的有小麦育种、节水和克隆技术等，动物克隆基地克隆出的克隆羊“阳阳”刚满一周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另外，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农业大国里唯一的一个国家级高科技产业示范区，其发展前景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地方实在太小了，不仅没有配套的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而且科研设备和报酬也成问题。他打算先到外边发展几年再说，如果有机会还会回来。
　　这里的情况和赵秦川介绍的差不多。中富提供的科研设备已够先进了，但薪酬略低，留不住年轻人的心。靠画的饼来吸引人是他们最常用的办法，赵承认这是一个用时间换空间的不得已的办法。管委会秘书长坦陈，当务之急是保证人才尽量不流失，而倒不是引进人才。
　　在杨凌大街小巷上奔跑的出租车几乎是清一色的奥拓，而车价更是低得惊人：3公里起价3元，每公里1元。出租车司机说，杨凌的平均工资水平还不到1000元。以前起价是6元，但很少有人坐。
　　四年来，杨凌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西部小乡镇变成了一个初具城市规模的科技城。然而，投资2亿多的四星级的会展中心和卖农产品的地摊相处在同一条街，高标准的酒店和低矮的民房差一点儿屋脊挨着屋脊，现代化的实验室和厂房连着用原始的耕作技术耕种的土地。处处存在着这种巨大的反差。
　　示范区就是要在高科技和低水平之间架一座桥梁，但是，仍然欠发达的示范区的发展速度已经赶不上世界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步伐了。以逐利为本性的资本无疑更会进一步拉大两者之间的差距。
　　杨凌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农业高科技产业示范区不过四年的时间。现在开始讨论它向何处去似乎还为时尚早，尤其在其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但是正是在此时，透过其繁荣或萧条，我们发现，杨凌独特的管理模式在传统政治体制的夹缝中的生存空间是极其有限的。
　　杨凌“特区”一半是荣耀一半是尴尬
　　在等候管委会秘书长张光强时，我见到了陕西省某部门下发的一份文件，在文件的开头部分，杨凌区管委会赫然并列在陕西省各地市厅、局之中。
　　杨凌示范区的“特”在于其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中央16个部委和陕西省共建单位、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和一级地方政府，负责管辖着区内14万人口的民政、财政和治安等地方性事务，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地市级行政管理权和部分省级行政管理权；另一方面，它又是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既负责农业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又肩负着为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的任务。如果说前者是管委会的荣耀，那么，后者则又将其置于尴尬的境地。
　　张光强称管委会是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精干高效。这么说只是事实部分，（上接21版）
　　张并没有透露其难言的隐衷。管委会的财政编制是二十几个人，六个局，确实小。问题在于它可能大吗？截至四月底全区地方财政收入累计完成725万元，而全区地方财政支出1593万元，固定资产投资6269万元，所盈余的4000多万元是辛苦“跑部钱进”的结果。普通公务员不到600元的工资水平尚难维持，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谁来养活？2001年前四个月全区技工贸总收入虽然高达2．4亿元，可惜大部分是免税的，348家入住农业高科技企业的赢利周期平均又至少两年。
　　大量的政府性日常事务，尤其是上级政府的指令，诸如民政、计生、治安，乃至文山会海，还有方方面面的参观视察，凡此种种，是管委会根本应付不过来的。应付不过来还得应付。建区之初高层就为其设计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保留原咸阳市杨凌区为管委会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事务性工作管委会都可以委托给杨凌区来做。如是，在陕西省有关高层会议上，与一大帮厅局级大员同时出现的就会有杨凌区的一个科级干部。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大概也算得上一个制度创新。农业高科技开发所需要的最基本硬件是成片的土地，而管委会真正操心的事实上只有全区面积的1／5。剩下的4／5的面积被留作“企业＋农户＋科技”模式的试验田，除了得近水楼台之便外，和关中其他农村没有任何两样。  
　　荣耀的另一面就是尴尬。尴尬不仅在于其双重身份，更在于一个最需要制度创新的地方却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中生存。
　　杨凌的生存环境正决定着它未来的三种前途――复辟为完全的一级政府；蜕化为地方政府公司；成为新加坡式政府把农户、科技和企业组织起来。这事实上只能有两种结果――陷落或升腾。
　　杨凌未来一半是陷落一半是升腾
　　张光强同样清楚地认识到了示范区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的境地决定示范区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他认为，关键是定位不够准确，发展是没有问题的。
　　据介绍，到目前为止，示范区16．8亿的基础建设投资者绝大部分是国家，而且几乎全部是无偿的，具体地说是参与共建的中央16部委。这样的政府信用既是建立在中央对示范区价值重视的基础上，同时，还是管委会一个又一个部门求告的结果。政府信用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示范区必须尽快地拿出好成绩单来，否则，谁也不会拿钱往水里扔。
　　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亿元以上固定资产规模的大型企业入住，也没有销售规模过亿的企业，但是入住的企业都是高成长型的农业高科技企业，加上国内农林业技术非常落后，尤其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所以它们的发展前景都很好。如果一批企业能上国内的创业板，不仅会带动企业本身的发展，还会起到很好的示范和树立形象的作用。中富公司开发的无絮84K杨四月份每株在北京市场上从1元炒到了7－8元，而成本还不到0．5元。秦川节水开发的滴灌设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内就供不应求，而国际市场也很看好。目前这两家公司正谋求上国内创业板。严格来说，如果以时间换空间，以增量换存量，杨凌的大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经济学家、管委会副主任兼开发建设公司总经理丁文锋教授认为，高科技区发展最大的动力不是技术，也不是人才，更不是基础设施，而是体制创新。
　　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中生存，或者说体制瓶颈，是我国已有十年历史的高新区和工业区共同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杨凌尤甚。
　　而在不远的将来，杨凌必将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完全作为一级地方政府；或成为一个新型的地方政府公司。
　　曾做过西安交大党委书记、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张光强把前一种叫作复辟。不仅因为财力的膨胀造成机构随之而来的膨胀，更因为管理者既容易产生这种冲动，而且传统体制还总是试图把它拉回去――每一个职能部门都希望有一个对应的机关作为指令的实施者，而每增加一个，就意味着多了一个权力寻租的机会。而正在被扬弃的苏南模式则预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正在筹建几个大管委会直属企业集团的丁文锋承认有这种可能。他说，管委会也有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如果这些集团成长起来，确实很难避免集团和管委会利用他们之间的关系搞不正当竞争，乃至成为新的地方垄断型企业。
　　丁的理想模式是新加坡式政府。政府控股公司只有两个目的，一是搞基础建设，二是参股－孵化－变现退出。
　　这个理想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能变成现实。杨凌的上述三种前途事实上只有两个结果：陷落或者升腾。
                                                        摘自《华商报》